家

       97年来广州，住在下塘，那里西临火车站，东近环市路，终年是异乡客暂时落脚的地方。放眼望去，人头如鲫，南腔北调的巷子好不热闹！

   下塘原来为一个郊外的村庄，本地人借着改革开放的南下热潮，开始了幸福的圈地运动，他们恨不得把自己家的楼房盖成中信大厦那么高，然后像分猪肉一样出租给来自五湖四海的寻梦人。所以，在寸土寸金的驱使下，握手楼应孕而生，大家如此亲密，门对门、窗对窗，你看我、我看你，也就不存在隐私了。

    我在这里住了两年，当时，我在酒吧驻唱，每晚，我都会穿过那灯火鬼魅的巷子，里面有面色灰暗的士多店老板，有满嘴呓语的酒鬼和那些散发着廉价香水味的年轻女子。而电视里是叽里瓜啦的广州白话，说着我们不一样的喜怒哀乐。在这里的两年间，我在下塘这屁大的地方还搬过三次家，从地下室搬到合住的一个大房再搬到一个独居的六楼铁皮屋，为了一点点的居住空间，我绞尽脑汁改变着一切，还好是行李简单，一箱衣物和一把吉它，来去也还自由。也是在这两年之间，我至少目睹过十次以上的流血斗殴事件和数次流莺在街角的哭泣，我长发如妖，眼露凶光，经常在巷子口赤膊酒醉歌唱，赤贫的艺术青年往往比凶徒恶贼更俱杀伤力，这是我在那里住了两年也没被人打劫过的原因。

       99年，我离开了下塘，搬去了另外一个方向，珠江南面的海印附近。那里的房价比市区便宜一些，但相对的恶处是离市中心较远，于是，我买了一部二手单车，每天深夜骑车过海印大桥。河风腥臭，恋人们在桥上亲嘴和乱摸，我唱着快乐的“心太软”疾刺而过，一付没心没肺的嘴脸。

    一年后，我厌倦了每天骑车上海印桥的斜坡，也厌倦了飘泊，我又搬家了，和一个女人住在了北面的跑马场附近。这次的居住环境是鸟枪换了炮，住上了22层高的电梯洋房，坐骑也不再人力化了，我整了部台湾光阳125摩托车，每天可以起着它去跑场，长发依然，吉它背在身后像把奔赴前线的战士，这个背影给无数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一个后来认识的朋友告诉我，当时，他经常看见一个长毛的家伙背着一把吉它，满脸幸福地骑着125哒哒开过他家的窗口。我告诉他，那是本人，广州著名非流浪弹唱歌手，只此一家，别无分号。

    时世如棋，2002年，我认识了另外一个女人，我再次被迫开始了漂泊，我离开了那个一度我把它视为了家的地方，那个在广州至今，我唯一叫过家也唯一离开时泪流满面过的地方。

    这之后，在广州我就没有家了，我像荒地里的土拔鼠，在夕阳里窜来窜去，身后只是一个个寄居的冰冷洞穴。

我在农林路附近住了一个月，这是我在广州租房时间最少的一个地方，后来赔偿了房东两月房租，他老人家才放过了我。接着我搬到了水荫路的歌剧团里面，在这里住了半年，只为给那个女人一个舒适一点的环境，这里四面迎风，房租略贵，我讨厌这个地方，房东和楼上的住客都他妈的有点神经质，一点风吹草动，他们就会打电话来提醒你不要大声歌唱。半年合同一满，我立马走人。

    接着，我搬到了淘金路，在这里，我可以走路到录音棚唱歌和烧烤，那个女人会经常来看我，在楼下给我一些意外的惊喜，当时的她，容颜羞涩，感情炙热，我们在热恋，那是我和这个女人最为快活的时日，我们恨不得把自己的一切给予对方，告诉她（他），我爱你。

       2003年，我和她搬到了天河东的中信附近，我们曾经以为那是我们的家，那里冠冕堂皇，高耸入云，那是我在广州住过最为昂贵的地方，可我们错了，在那个地方我竟然感受不到一丝家的皈依感，反而只是无穷的生存压力，在那里度过一个冷清的春节后，我们还是离开了，它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黄金天堂，从一开始就错了

       2004年，我随着公司的变迁，我搬到了华乐路附近的青龙坊，那里房屋狭窄，楼道昏暗，我可以在楼下的转盘看到5楼上那铁锈斑斓的小窗口和听到她的呼唤声，时至今日，难以忘怀。那任房东是所有房东里最为值得称赞的，那个姓温的老太是个好人，愿她平安。

    又是一年了，我搬到了也是附近的邮电新村，这是我和那个女人在广州住过的最后一间房子，2006年之前，我们都住在这里。

    后来，我们走散了，分开得很远，天黑以前，我们都没有找到属于我们的家，大家也就累了。转身后，城市一片苍痍，那些对家的热求变成了一场虐杀，剩下的只是一些残花败柳的记忆，在每个夜色如水的路上，为我们的过去招魂。

    相信我，我的爱人，从我幼时至今，我都在矛盾中自生自灭，我拼命寻找家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离家。

    喝了这杯，我就要回去了，毕竟，家还很远，一辈子风风雨雨的归途还长，也或许，还只是个序幕。